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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解读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有效防控化工园区重大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近日修订印发《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进一步指导规范和加强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工作。

《导则》修订注重与现有政策标准衔接,聚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严守安全发展底线,对化工园区定义、安全风险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细则进一步予以明确。

《导则》明确,各地区要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范化工园区选址,明确区域和周边安全控制范围,加强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避免多米诺效应。要坚持严格准入、规范管理,制定落实“禁限控”目录,强化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入园源头安全管控,严密防控化工产业转移安全风险。

《导则》要求,化工园区和省级层面要定期开展安全风险等级评估,从园区认定、选址及规划、园区内布局、项目准入和退出、配套功能设施、安全生产与应急一体化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实施“一园一策”整治,夯实安全保障基础,全面提升化工园区本质安全水平。

《导则》强调,对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专业监管人员配备不达标等情形,直接判定为高安全风险;对高和较高安全风险等级化工园区,整改期间停止新、改、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经整改复核仍达不到一般或较低安全风险等级的,实行动态调整,推动化工园区持续整治提升,逐步实现集中布局、集群发展、降低安全风险的总体目标,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近日,应急管理部修订印发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以下简称《导则》)。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导则》修订的背景是什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对化工园区开展达标认定,精准化排查评估安全风险,实施最严格的治理整顿。化工园区是化工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空间,全国现有公布认定化工园区640余个,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入园率持续提高,化工园区整治提升工作已成为防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提升化工行业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内容。自《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试行)》印发实施以来,各地区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不断深化,化工园区无序发展、安全风险集聚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大部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管控能力明显提升,但应急管理部组织对全国化工园区开展安全整治提升专家指导服务中反映出部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和整治提升精准性、有效性不高,一些化工园区缺乏规划统筹、功能定位不清、企业入园门槛低、配套水平不高、监管力量不足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治,有的化工园区安全风险仍然较高。修订印发《导则》,进一步发挥《导则》规范引领作用,巩固深化拓展近年来化工园区整治提升相关政策措施要求,总结吸纳各地区经验做法,对推动提升化工园区本质安全水平,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二、《导则》修订的总体考虑是什么?

《导则》修订主要考虑三点:一是充分与现有政策标准衔接。《导则》以《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与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化工园区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等标准规范相衔接,融合细化“十有两禁”释义(“十有”,即有规划体系,有管理机构、人员、管理制度,有“四至”范围,有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有公用工程和配套功能设施,有封闭化管理,有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有信息化平台,有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有消防设施〈特勤站〉;“两禁”,即“禁限控”目录、禁止有居民居住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明确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标准要求。二是聚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导则》针对专家指导服务发现的共性问题,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暴露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各地区整治提升经验做法,围绕集中布局、集群发展、降低安全风险“两集一低”总体目标,聚焦化工园区项目准入、规划布局、防控安全风险外溢和多米诺效应等重大安全风险,提出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有关要求。三是严守安全发展底线。《导则》将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未配备双电源、专业监管人员配备不达标等重大安全风险点作为直接判定为高安全风险等级(A级)的特殊条款,倒逼园区加快整治提升,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三、《导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导则》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订:一是进一步明确了化工园区定义。在原《导则》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化工园区是指由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机构认定公布,以发展化工产业为导向、地理边界和管理主体明确、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完整的工业区域。对尚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和整治提升可参照执行。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安全风险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有关要求。明确了不同层级滚动开展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化工园区每年开展一次安全风险等级自评,省级层面按照每年不低于30%的比例抽查复核安全风险等级,每三年完成一轮全覆盖省级复核,根据评估结果开展分级管控,落实动态调整机制。三是进一步明确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细则。《导则》检查表调整为“认定、选址及规划、园区内布局、准入和退出、配套功能设施、安全生产与应急一体化管理”等6大要素36项评估内容,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四至”范围划定、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项目安全准入、封闭化管理、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等配套功能设施建设等相关要求,修改完善了评分细则、分值和直接判定为高安全风险等级(A级)的特殊条款,增加了事故扣分。

四、对评估为高或较高安全风险等级(A/B级)的化工园区如何处置?

《导则》对评估为高(A级)或较高(B级)安全风险等级的化工园区,提出了三点处置要求:一是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停止新、改、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环保、节能和智能化改造项目除外)。二是整改完成后,由省级相关部门组织安全风险等级复核,仍达不到一般或较低安全风险等级的,报告省级政府并提出处理意见。三是因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被判定为高安全风险等级(A级)的化工园区,应在事故发生至少3个月且事故已结案并向社会公布后,方可提请安全风险等级省级复核。

五、如何依据《导则》开展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

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加快实施化工园区安全提质工程,逐步实现“两集一低”总体目标。化工园区要依据《导则》,逐项对照检查短板漏洞,明确排查治理重点任务和目标,针对性完善实施“一园一策”,持续开展整治提升,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能力建设,系统提升化工园区本质安全水平,降低安全风险。各地区要按照“十四五”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规划方案,对照2025年底前90%左右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安全风险等级(D级)目标要求,以《导则》为依据,找准辖区内化工园区安全管理共性问题和短板弱项,制定化工园区整治提升计划,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和帮扶督导,做好高质量发展源头把控,用好监督约束手段,推动辖区内化工园区整体提升。应急管理部将加强《导则》宣贯解读,加大专家指导服务力度,实施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督导晾晒工作进度,总结推广实践经验,持续深化巩固整治成效,不断提升化工园区安全发展水平。

GB/T40994-2021智慧城市智慧多功能杆服务功能与运行管理规范正式实施

3月1日,《GB/T40994-2021智慧城市智慧多功能杆服务功能与运行管理规范》正式实施。由全国基础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牵头研制。


该标准发布的意义在于,既满足了产业发展需求,统一了智慧灯杆的应用和运行规范,也为后期管理整合、多杆合一等提供了有效依据。填补了多功能杆在国家标准方面的空白,将进一步推动“多杆合一、一杆多用”,促进多功能杆行业发展,为构建物联感知网络、打造新型智慧城市的数字底座提供重要支撑。


GB/T40994-2021《智慧城市智慧多功能杆服务功能与运行管理规范》对智慧多功能杆在智慧城市场景下可实现的服务功能进行了梳理,围绕可实现的城市服务功能对智慧多功能杆功能设计和运行管理提出要求。其中,总体要求一章从整体出发对智慧多功能杆服务功能和运行管理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智慧多功能杆的组成和边界,提出了实现挂载功能的基本要求,并对用电接口、规划设计、外观设计、杆体结构和可靠性等方面提出要求。服务功能要求一章从满足城市服务需求的角度,围绕智慧多功能杆服务功能的实现对杆体、综合箱、综合管道等提出了要求。服务要求章节围绕智慧多功能杆运行单位为使用单位提供服务的整个过程,对接管、受理申请和审核、计量与计费、提供挂载服务等各环节提出要求。智慧多功能杆的运行管理是保障智慧多功能杆实现服务功能的重要内容,本标准对运行管理过程中的环境、人员、智能检测、节能、维护管理、应急管理、数据管理、运行档案管理、服务运行管理平台和运行单位变更10个方面做出了要求。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为智慧多功能杆的功能设计与运行管理等提供依据,通过智慧多功能杆实现多箱合一、多头合一、多标合一、多杆合一,整合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更好的实现城市公共设施集约化、共享化,实现城市服务与城市管理的智慧化。同时作为我国智慧城市标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该标准的研制将对完善我国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助力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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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0日上午,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2020清华同衡学术周之《“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分论坛在清华同衡百人会议室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国家发改委创新中心、中国开发区协会等科研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实创股份、创业公社、首汇企业等国内先进园区管理机构,中国交建、中国铁建等国内领先园区建设单位,武岳峰资本、神州数码、风云科技、七牛云、中宏网等科技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和代表近百人参会,共话产业园区如何在自主创新和“双循环”的大背景下承担新的历史使命,扎实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振兴。分论坛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务副院长、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CEO、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书嘉主持。来自产业研究和数字经济领域的4位专家围绕“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创新发展的核心任务和突破口、园区数字化转型的数据驱动理论和重点技术等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来自北京、苏州等领先园区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4位专家就产业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痛点问题进行了专家研讨并分享了独到见解。


2020年11月20日上午,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2020清华同衡学术周之《“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分论坛在清华同衡百人会议室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国家发改委创新中心、中国开发区协会等科研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实创股份、创业公社、首汇企业等国内先进园区管理机构,中国交建、中国铁建等国内领先园区建设单位,武岳峰资本、神州数码、风云科技、七牛云、中宏网等科技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和代表近百人参会,共话产业园区如何在自主创新和“双循环”的大背景下承担新的历史使命,扎实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振兴。分论坛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务副院长、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CEO、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编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书嘉主持。来自产业研究和数字经济领域的4位专家围绕“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创新发展的核心任务和突破口、园区数字化转型的数据驱动理论和重点技术等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来自北京、苏州等领先园区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4位专家就产业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痛点问题进行了专家研讨并分享了独到见解。


 袁昕,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袁昕老师为分论坛做开幕致辞。他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清华同衡通过城市规划、城市问题研究来挖掘城市发展规律,把对城市治理的理解和信息技术相融合作为下一步的重要发展方向。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清华同衡旗下研究、培育、孵化数字产品和支撑智慧城市落地的实施主体,正在积极探索推进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工作,支持地方创新发展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希望分论坛能够助力智慧园区赋能城市发展,给大家更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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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昕,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袁昕老师为分论坛做开幕致辞。他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清华同衡通过城市规划、城市问题研究来挖掘城市发展规律,把对城市治理的理解和信息技术相融合作为下一步的重要发展方向。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清华同衡旗下研究、培育、孵化数字产品和支撑智慧城市落地的实施主体,正在积极探索推进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工作,支持地方创新发展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希望分论坛能够助力智慧园区赋能城市发展,给大家更多启示。


主题报告

——观点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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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园区的思维逻辑 

高中成,中关村协同发展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中关村协同发展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高中成重点就如何打造“产城融合、产业自洽、创新驱动、低碳绿色、智慧运营”的第四代园区发表演讲。他系统介绍了在智慧园区的顶层设计中,以问题、需求和目标为导向,在产业规划、开发模式、投入产出及投融资、空间规划、人口聚集、绿色生态等领域构建“六位一体”设计体系,并结合案例,说明以业务为导向、以价值为基础、以模式为保障展开专项规划,推动产业园区实现“产城人景文“最优目标和园区价值的最大化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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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嘉,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务副院长/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CEO

 

张书嘉从经济学理论和信息技术实践出发,剖析了产业园区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他表示,数字经济有“赢者通吃”效应,近期大量调研发现我国产业园区正在形成“数字鸿沟”。园区只有重视从0到1的数据积累、项目实施和组织建立,才能加速构建从1到100的竞争优势,如果观望他人经验再追赶可能为时晚矣。数据要素正在从根本上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大幅改变企业边界、园区边界以及企业和园区的组织生产方式,数据驱动的网络型“第四支柱”组织机构即将崛起。园区内部和园区间的数据互联互通能够更加清晰地勾勒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因此,将园区作为产业互联网的核心载体,以园区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带动企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途径,有望拉动GDP潜在增长率2—3%,成为中国经济打造更高维度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北京城士科技正在依托自身技术优势,打造园区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和示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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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园区的理念与实践

陈静,神州控股智慧城市集团北方区总经理


神州控股智慧城市集团北方区总经理陈静认为,在健康码互联互通难的现象中,大家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仍然面临众多瓶颈。园区是城市产业的基础单元,是重要的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地,在智慧城市项目面临较大难度和实施效果不如预期的的情况下,当前IT行业越来越重视园区数字化转型业务,通过园区业务数字化、服务数字化,能够实现园区管理服务从定性走向定量的基于数据事实理性分析的运营,打破信息孤岛,形成数据资产。他还通过具体案例介绍了如何通过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燕云DAAS技术,使用软件平台实现数据开放共享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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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云助力智慧园区建设

郜向阳,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视频监控产品总监


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视频监控产品总监郜向阳认为,园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问题是数据获取和互联互通。我国拥有552家国家级园区、1991家省级园区,还有数以千计的市县园区,园区的企业密度最大、技术需求强、影响范围广。园区的各种设备之间、物与人之间等要形成连接,并在此结构化数据基础之上形成智能应用,能够较好分析园区运营特征。视频结构化技术是海量视频数据的“炼金术”,基础设施的全面云化将大幅提高整个园区的运营效率。


专家研讨

研讨主题:“十四五”园区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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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嘉宾——

张焕涛,首汇企业副总裁

史娜,中关村协同发展总监

丁磊,北京创业公社副总裁

刘俊,江苏风云科技产品总监


在专家研讨环节中,北京创业公社副总裁丁磊、首汇企业副总裁张焕涛、中关村协同发展总监史娜、江苏风云科技产品总监刘俊等产业园区领域资深专家,就“十四五”期间园区创新发展的痛点和难点,特别是部分园区目前所面临的的招商难、营商差、企业流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各自实际经验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专家们还结合实践案例讨论了如何通过产业园区发展支撑北京城市更新和“四个中心”建设等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兼顾软硬环境打造,聚焦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招商、切实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扎实优化营商环境、真实满足企业和人才现实需求、耐心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勇于创新组织方式和投融资机制、科学设立和运用产业基金等是“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创新发展的重中之重。结合上述重点任务,园区数字化转型要早做快做,重分发挥信息对称、降本增效、优化服务等作用,避免掉队。研讨会现场气氛活跃热烈,各位专家还就园区招商和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给出了宝贵建议并回答了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


——展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要求,为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清华同衡、城士科技将依托清华大学等首都科技优势和合作伙伴资源优势,为探索“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支撑。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运营解决方案、产业园区智能中心、智慧城市治理中心、通用中台和工作台等系列产品和服务,正在不断探索新方向、推动新实践、积累新经验,助力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发展和实体经济振兴。


解读⑨|时鲲、刘建党:“十四五”产业园区发展布局与要求

文/时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二所所长、管理学硕士,刘建党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博士


产业园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发展、主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之一。虽然国家”十四五”规划没有设置产业园区的单独篇章,但全文提及产业园区(包括园区、基地、中心等)60次左右,涉及10篇、21章。总体来看,“十四五”时期,产业园区仍将承担经济产业主战场、区域发展主引擎、改革开放试验平台的定位与使命。具体来看,”十四五”规划对产业园区发展布局与要求呈现以下特点:


一、实现全面覆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新区、边境合作区、跨境合作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为重要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园区体系,这些产业园区承担了特定阶段、特定发展需求与特定区域的特殊经济功能。经过40年的开拓创新和探索实践,我国的这些产业园区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吸引资金、集聚产业与人才、带动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了示范、辐射与带动作用,为中国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各类产业园区15000多个,其中国家级高新区169家、经开区218个、新区19个、边合区17个、跨合区2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60个(保税港区2个、综合保税区147个、保税区9个、出口加工区1个、跨境工业区1个),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21个(自贸试验区片区67个),对全国经济的贡献达到30%以上,初步形成了2大类别(综合性、功能型)、10余种形态的产业园区体系,覆盖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个行政层级。


“十四五”规划对2大类别、10余种形态、承担特殊经济功能的产业园区实现了全面覆盖,包括经济特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经开区、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自主创新示范区、新区、边合区、跨合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明确提出:“强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功能”,“创新提升国家级新区和开发区,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功能”等。


除了对按功能类型的产业园区全覆盖以外,”十四五”规划还全面覆盖了农业、工业、物流、能源、商贸、文化、科创等产业类型的园区。产业园区是适配产业发展需求与梯次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产业体系逐步演进和更迭,产业园区类型也不断丰富。从大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产业园区已由工业主导型向“工业+服务业”并举发展,体现为重视工业园区的二三产融合发展,重视商贸、文化等专业服务业型园区发展,重视科技创新型园区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安全管理”,“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整合布局一批大型粮食物流枢纽和园区”。“十四五”期间,我国各类产业园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将持续。


二、强调三个创新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经历了三个版本:1.0版是依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侧重纺织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环节;2.0版是依赖资本的大规模投入,侧重钢铁、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3.0版是依赖创新驱动,侧重电子信息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创新内容涵盖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模式创新等。“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从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因而产业园区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模式创新方面将承担更多任务。


——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为对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要求。我国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大多是通过产业园区“小区域试验”方式得以探索和复制推广的,例如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明确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企业注册经营、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内容,1990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上海市漕河泾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明确了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的主要任务、管理体制、开发基金、优惠政策、人才管理和环境保护等内容。“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制度创新的纵深推进,对接国际高标准、通用经贸规则,在更多小区域内开展国际准则下的制度创新成为产业园区发展要务之一。


2013年以来,中国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尝试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整体来看,现阶段我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同质化、重复化、浅层化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制度创新“两重两轻”(重货物贸易、重便利化,轻服务贸易、轻自由化)、负面清单下的“准入不准营”问题突出、系统集成改革创新少、参照国际规则程度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五大表征性问题,地方对于改革“倦怠”、创新遭遇“迷茫”,自贸试验区发展进入“深水区”“交叉区”。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体制性制约归结于对地方的改革创新的激励不足,地方开展改革创新的自主权不足,以及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法治保障不足。基于此,”十四五”规划提到,“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初步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2021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新,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发挥好各类开发区开放平台作用”。因此,以改革赋权推动新时期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为“十四五”时期的核心任务之一。


——科技创新,不仅包括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包括强化各产业园区的科技创新功能。自2006年中国正式提出自主创新战略,经过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中国科技创新由过去的跟跑为主,逐步地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但总体来看,我国虽是科技大国但并非科技强国,科技创新的层次仍处于产业创新与部分领域的技术创新,原始创新布局与产出较弱。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我国正在重塑科技创新体系,旨在构建契合国际科技前沿、体现国家发展意志、符合新时代经济产业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体系,这种重塑的体现之一就是国家开始系统布局以城市群、核心引擎城市为主体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并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承载区。自2016年开始,国家先后提出建设上海、北京、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并相应批复或研究设立上海、合肥、北京、大湾区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成为我国引领科技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园区平台。


基于此,”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我国产业园区体系的又一“新生事物”,依托先进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支持多学科、多领域、多主体、交叉型、前沿性研究,建设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科学研究和重大技术研发的大型开放式研究基地。“十四五”时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成为我国原始创新和重大产业关键技术突破的源头,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基础平台。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产业园区梯队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是我国上一阶段吸引科技创新项目、培育发展科技产业的主阵地,科技创新仍然需要依赖这些园区的积累与基础。基于此,”十四五”规划提出,“强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功能”。目前,发展较好的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已经部分成为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者省市科技创新的重要战略平台,例如十大世界一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产业园区由产业创新向 “产业+技术+原始”创新并举升级成为园区所需、战略所向。


——模式创新,除了产业园区内部的数字化及循环经济发展外,对产业园区的都市圈共建及飞地模式提出了新的布局。都市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是我国资源要素集聚地。2000-2019年,全国33个都市圈土地面积仅占全国16.2%,其常住人口合计占比提升至51.7%,GDP合计占比提升至65.7%。“十四五”期间,随着高铁、城际铁路的快速推进,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趋势将进一步显著,都市圈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分量将进一步提升。然而,在我国特有的GDP锦标赛制度约束下,各城市在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方面顾虑重重,导致都市圈内产业专业化分工效果不太理想,资金、人才等资源无法在城市圈内实现优化配置。


为破冰行政区划限制、探索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多方共赢,上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试点“飞地经济”模式,并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2017年国家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飞地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但需清醒认识到我国“飞地经济”存在合作体制机制激励不足;行政区之间对GDP、财税等经济指标分成不够合理;合作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任务,产业导入“拉郎配”现象严重等问题。在总结广东“深汕合作”、上海跨省合作、江苏“南北共建”和浙江“山海协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在城市群、都市圈全面探索试点共建与飞地模式下的产业园区资源配置体系。“十四五”规划提到,“鼓励都市圈……产业园区和科研平台合作共建”,“完善区域合作与利益调节机制,鼓励探索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利益共享模式”。“十四五”时期,以“经济+社会”模式,推动“飞地经济”提质升级,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体制机制成为产业园区探索试点的任务之一。


三、延续重大区域战略与园区平台的“嵌套”关系

自1979年以来,园区平台始终是落实中国重大区域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落实沿海开放战略,中央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随着国家对外开放逐步从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拓展,一大批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平台纷纷设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为了落实沿边开放战略,中国先后设立了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中国沿边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加工出口的重要区域。2004年以来,为了落实振兴东北战略,国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有影响、有规模的特色产业园区……加快推进东北地区符合条件的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区和重点省级开发区升级工作”。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5大重大区域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5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现代化、特殊类型地区发展)。为了落实以上重大区域战略及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园区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继续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四五”规划提到,“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持张家口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为了在更高层次推动长三角城市群联动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到,“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强化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放型经济集聚功能,深化沪苏浙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为了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十四五”规划提到,“推进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深港河套等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为了深化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融合,”十四五”规划提到,“推进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平潭综合实验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等两岸合作平台建设”。为了推动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到,“推进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由此可见,我国区域战略与产业园区的“嵌套”关系在“十四五”时期得到了延续,产业园区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平台作用得到持续巩固。


此外,产业园区在更大范围上的综合示范引领也在“十四五”实现了谋篇布局。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产业园区开发运营模式趋于成熟,产业园区体系基本成型,部分早期设立的功能性产业园区已经“城区化”“中心化”,例如早期的深圳高新区(南山区范围内,早期批复面积11.5平方公里)已经成为南山区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新区的“四至范围”已经“消融”,广州经开区、广州高新区、广州黄埔区已经实现功能区与市辖区“五块牌子 一队人马”的统合,成都高新区管理范围内还涵盖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片区等载体平台。因此,“十四五”时期,国家对产业园区发展的要求和任务更加综合,以产业园区为支点、所在城市为节点,探索在更大范围、更广议题、更深层次的发展成为产业园区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示范区、引领区成为整合产业园区资源,推进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例如,”十四五”规划提到,“发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农村改革试验区示范带动作用”,“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深入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


综上,“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产业园区“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繁荣期,更是产业园区全面升级“投资-建设-管理运营”模式的探索期,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载体平台、资源要素集聚地、改革开放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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